据网页载: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我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了强度为里氏7.8级的强烈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千米（一说16千米），地震持续约23秒钟。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被夷为废墟，65万间民用建筑倒塌或受到严重破坏，占原有房屋的96%。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24万人，重伤约16万人；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

我这篇回忆用了《亲历唐山大地震》这个题目。严格地说，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在唐山大地震的当时，乃至其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我都身在北京，在北京作为二〇四队成员干了几个工程。唐山这个城市我从未在此生活过，只是坐火车路过了几次。但是，这次大地震却让我在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北京感受到了它的巨大影响，终生难以忘怀。说“亲历”这次大地震，似乎并不为过。

那时，我们四机勘各专业队的编制是，在专业队下设分队，基层技术人员下到分队，分配到每个队为两、三个人，关系相对比较固定。我们是地质专业队下属的二〇四队，从1976年开春起，在北京完成了几个工程。预计七月末起开始实施四机部第××研究所工程地质勘测工程。分队指导员万长安、队长张化林，成员有张英武、陶景国、杨振堂、曹志明、孔德贵和张应喜等，土工试验员吴菲，司机张绪录，工程负责人和审核人分别是张玉树和我；还有钟震明，是下基层劳动的机关干部。上述人员名单也许有出入。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加上我今年已八十多岁，免不了健忘、痴呆，敬请见谅吧。

工程场地位于北京东北郊酒仙桥路大山子以东；甲方已在酒仙桥路西侧生活区刚刚盖好一幢6层住宅楼，其时尚闲置。我们分队十几个人借住在住宅楼东侧一层和二层，已做好了开工准备，就等着7月28日一上班开始外业钻探开工呢。

7月27日夜里，天气闷热。我一直似睡非睡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总算迷糊着了。突然，我被惊醒了，感觉身子下面的床板不停地连晃带颠的，就像躺在东北老家那种木轱辘大车上，被马拉着在石子路上不停地奔跑似的，颠个不停。那种大车的木质车轮没有橡胶轮胎包裹着，代替它的是弯成一圈的扁铁和大铁钉子。以前坐过这种车，真能把你五脏六腑都颠零碎了，可不舒服！张玉树、张应喜和我都住在二楼同一个房间里。开始时都愣住了，没反应过来，一拉灯线，电灯也不亮。偏偏赶到这个时候停电！我和老张几乎同时脱口而出喊道：“地震！快走！”我摸着黑，估摸着方向，往前蹭着、跑着，不知碰了什么一下，也顾不上了，互相叫着名字。还好，摸到楼梯了！也不知道是怎么跌跌撞撞地下到了一楼，出了单元门。一边跑一边还急切地喊着，“危险，都快出来！”

门外天还是黑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震动停了。张应喜无力地趴在我后背上：“难受的很，晃得我头直晕，快站不住了！”听他一喊，我也好像被传染了，心口顿时有些恶心。后来才知道，大震时地面又是晃、又是颠、又是转的，怎么能好受！好在时间不长，一会儿就过去了（后来才知道，大约震了23秒钟）。

单元门口很快聚集了一堆人。不知是谁，好像是张英武，还把手电筒带下来了，朝大家一晃，一看，都是咱二〇四队的人。清点人数，一个不少。司机张绪录说：“房子咋晃得厉害？电灯不亮，步子都迈不动！”“你光会开车，不会走路了吧”，“去你的”！钟震明不好意思地说：“真是年纪大了！张师傅跟我一个屋的，

本来他是叫我跟着他，跑着跑着，不知怎么就跑糊涂了，拐了弯儿了，撞到墙上，这才赶紧转身回来”！还有人往外跑时差点儿被凳子绊倒；有人脚踩到地上堆的碎玻璃，划出了血；我呢，大腿撞到施工时留下的木头架子（做木工活用的）上，划了个三角口，几天才好。反正什么都顾不上，只是往外跑。

手电光一闪，张绪录和钟震明头上一片白花花的，原来是那间房的天花板和墙壁上掉下来的白灰和灰皮，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再一看这帮人，有光着膀子的，有披着床单的，有拖鞋不见了的。是啊，事出突然。夏天么，谁还能西服革履的？队长张化林喊道：“都拾掇拾掇！公共场合嘛，都文明点儿”！队里唯一的姑娘娃吴菲，一直躲在后边听着大家议论；她本来住在一楼，地震时觉得不对劲儿，很快就跑了出来，出来最快。

这一段情景还真不是我瞎编乱造的，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不信可以调查。

“是不是地震了”？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就是地震吧”？“那怎么没有预报哪”？不久前春节那时候，东北刚刚发生过营口—海城地震，都知道那次预报很成功，损失很小。“说不定这次地震也不大”，“难说，我怎么觉得震的够厉害的”，“这不是都停了吗？不震了，睡觉去”！“都快五点了，你还睡得着吗”！

忽然，听到北面几十米外那排平房前面也有人在说话，是甲方搞后勤、基建的人。两边的人不由得合到了一起，互相交谈着、询问着，结果是莫衷一是。

甲方所在院子的东院墙上有大门，设置了传达室，有电灯。大门开着，门口电灯亮着，看来我们住的那栋楼是局部停电。有人在那儿说话。出了大门一看，路边也有人在说话，听着也像是在说“地震”。

其实，那时只是从感觉上猜测是发生地震了，根本没想到，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唐山此时已经几乎夷为废墟了。

这时，我心里担心的还有一件事：我父母家就住在北京德外六铺炕；还有弟弟妹妹也在北京。是不是肯定是地震？如果是地震，到底在哪儿震的?家里怎么样了？当时，老百姓家里一般都没有电话。我得请个假抽空回去看看。

天渐渐亮了。接着，早饭也开了。职工食堂就在院子西边，我们也在那儿吃饭。听到甲方有人问，要上班了，今儿怎么安排呀。回答是含含糊糊的。万长安和张化林低声商量着，又把我叫过来说：“看来事情很麻烦，今天先不开工了，等去找甲方商量商量再说吧”。接着又说，是不是地震了还不能最后肯定，具体情况都不清楚，等上级通知吧。他们要我赶快回家里看看父母，一是问候老人，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有困难就提出来；二来，我对北京熟悉，顺便多方打听打听消息。具体由我自己酌情安排。

我得令后骑上队里的自行车，离开大山子，顺着通向东直门的柏油路疾驰。一路上，闪过很多单位的围墙和房屋，更多的是庄稼地。突然，看见一栋民房：这是什么房子？山墙怎么是河卵石，码的还挺整齐，居然还直直地立着！正狐疑着，不远处好像还有！走近一看，墙脚边是一溜松土掺杂着土块。这才看清楚：原来山墙就是由大的河卵石垒起来的，当初表面都用和好的泥抹光了，墙面没倒的时候真看不出来。我赞叹着：这河卵石光溜溜的竟然能立着不倒，技术不错呀！听见那边有咳嗽声：噢，还有人呢。我赶紧离开了。荒郊野外的别闹误会。骑车走了一段，又见到几栋民房，山墙外观都差不多。看来就是地震震的，不然怎么解释啊！我走着，想着：要真是地震的话，是哪儿震的，震中在哪呢？震中强度有多大？会不会还要继续震？一路上倒是没再看到别的什么异常情况。……

从大山子到六铺炕我父母家，大约骑行了十公里。到了父母住的家属院，直奔他们所住的三楼。一进家门，看到他们正坐着，我才略微放了心。虽然没什么异常情况，但他们毕竟都六十多岁了，显得一脸的疲惫，不由得让人一阵心酸。交谈中知道，人们都说是发生地震了，但地震区在哪儿，震情怎么样，都说不清。地震时，父母都惊醒了，相扶着从三楼下到一楼，出了单元门。幸而没发生什么意外。我回到家时，他们已草草地吃了点饭。父亲说，地震挺厉害的。感觉楼板都发颤、摇晃，地上放的一瓶啤酒也晃倒了，一声爆裂。我把在工地看到、听到的情况说了说，两边差不多。收音机开着，却听不到任何有关地震的消息。

过了一会儿，我决定还是下去再打听打听消息。到院子里转了一圈，碰到的人都说，大院里的楼房没有塌的、坏的、裂的，但前面煤矿设计院办公楼外墙裂了两道“反八字”形的裂缝，正好在中间主楼和东西两边副楼连接处；还有，院子前面锅炉房旁边几十米高的砖砌烟囱，现在在齐腰处出现了一圈水平的的裂缝，上部还有角度很小的扭转，却没倒，看着挺悬的，早晚得倒，明智的办法是离它远点儿！至于地震的具体情况，还都是猜测，都是小道消息。现在刚刚震完，下一步怎么办，连领导恐怕都束手无策，急也没用。

回到屋里，见两个妹妹都各自从天坛、清河那儿回来了。又说了会儿话。都说震感明显，但都没听到更具体的消息。看来只能等待上面有什么指示了。这次地震震情不轻，广播里早晚会说的。接着，父母和妹妹都觉得：我继续在家等着没必要，还是回单位：单位里还等我给他们领导汇报情况呢；再说，现在情况不明，我留在家里，想帮忙也用不上劲。大家都注意就是了。

我只好告别家人骑车往回走。先看了看那锅炉房大烟囱的裂缝和煤矿设计院办公楼的裂缝；回去的路上，又看了几栋民房。完好无损的，看着跟好房子一样；掉了墙皮的房子，河卵石都裸露着，能不能继续住还难说。这么大的范围内，能看到这么多房子开裂、受损；再联想到那么多人的亲身感受，看来就是发生地震了，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路上遇到下起了雨，时小时大。伏天下点儿雨浇到身上，反倒凉快些，索性不躲雨了。我回到大山子，快到那栋住宅楼时，突然听见一楼窗口那儿有人叫我，一看，是张继成，还有一位可能是张登元（时间长了，不敢肯定）。原来，他们俩人专程从西安坐火车来部里汇报、请示设备问题。原计划一大早到北京就去部里，没想到碰上地震，找不到人，只好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我向万长安和张化林汇报了所见所闻。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就是发生地震了。那个时候，通信、广播及电视等还都很落后，虽然可以肯定就是发生了地震，要想进一步了解更具体的情况，一时恐怕还办不到。

以前就听说，发生地震时，天气往往会反常。这不，夜里闷热难受，白天大雨不断，还真应验了。为了躲雨，人们只好又回到房子里了。

其实躲在房子里并不踏实，谁也保证不了不会再地震。正是三伏天，对面平房的门都开着，有几个女同志带着孩子躲在屋里。要是再地震了，怎么办？得想想办法。后来不知谁提议：把咱们那台汽车钻用起来：把钻车靠近平房前面那排树平行放好，钻架放平，把苫布拉开，一边拴到树上，另一边拴到钻架上，把帐篷搭起来，不是挺好嘛。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很快把车放好，苫布拉开，拴好绳子。用不着领导分配，自己主动找活干。天已经快黑了。雨，又下上了。我爬上钻架，刚把苫布栓上去，忽然觉得钻架在晃，身子闪了一下，差点儿掉下来，赶紧用手抓住；平房里的那些女人和孩子忽然哭喊着跑了出来，躲到苫布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18时45分在唐山以东的滦县又发生了7.1级余震，震感很强，很多人都有感觉。我们赶紧继续把苫布拴牢，帐篷算搭好了。又帮着把平房里的板凳、椅子、行军床拿过来放好，安抚着那些孩子和家属。说起来，这可能属于北京第一批的“防震棚”了。苫布的面积不大，加上周围没有遮挡，风刮过来还潲雨。也不知道那天刮的什么风，分不清雨是什么方向潲来的，看来是刮旋风！不管怎么说，总算遮挡住了几个人。之后，我们队里的同志都无声地自己另找地方去躲雨了。这也算是我们对抗震的自觉贡献。

这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有什么主震和余震之分。但既然已经震了两次了，就难免还有第三、第四次，房子里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张继成他们也没地方可呆了，只好回吧！好容易来趟首都，本想采购一番（那时谁到北京回去都免不了“驴驮马载”的，给别人捎东西往往比给自己带的还多呢）。结果呢，吃不好、睡不好不说，还担惊受怕，最后还得坐硬板儿折腾回西安去。瞧这地震闹的，唉，可怜！不过有一样：因为没有采购什么东西，上下车倒轻松了。

队里领导商量后决定：为了安全起见，要求都不要进房子里睡觉了。自己想办法找地方，各自为战。也征求了甲方的意见，工作只能暂停了，等待上级指示吧。我拿了一张凉席和一条床单，工作服卷巴卷巴当枕头，躲到一个雨浇不着的地儿，胡乱躺了下来。好在是三伏天，地面上到处是温的；头天没休息好，骑车也累了，一躺下来蚊子也来了。到底睡着没有、睡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说不清。

那个年代，我们在工地住的地方有帐篷、干打垒房、芦席工棚、油毛毡工棚等，甚至还住过猪圈（贵州有一种二层木结构房屋，底层为猪圈，二层供起居使用，人住在猪的上方）；这次在北京住上新粉刷好的住宅楼，虽然自带行李，但很舒服，就算住招待所也不过如此。如果后边儿任务接不上，窝工期间还可以住。想的怪美的！不料，却被后来的地震给搅黄了。

过了两天，听到了有关这次唐山大地震的广播，看到了有关的报纸。那时，没有手机、电视。后来听说，地震时，唐山顷刻间几乎夷为废墟。道路、电线、通信线路等都破坏殆尽。据说是当地有的领导找到一辆车开了将近二百公里，经过几个小时，才到北京，找到中南海，向中央做了汇报。之后，唐山大地震的真实情况才逐渐报道出来，大体情况如本文开头所述。当然，各种小道消息也是满天飞，弄得很长时间都真假难辨。

中央发了通知，正式通报了这次地震的具体情况，指出除震中唐山外，北京、天津及秦皇岛等周围大城市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积极抗震。北京市也发了通知。很快，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盖起了“防震棚”。各个单位、街道办事处及个人都组织起来了。上面对各单位都划定了搭棚的地点。防震棚的主要材料是油毛毡、芦席等，骨架多数是就近利用树木，还有竹杆、木棍、木条、金属管等。

我们队的防震棚搭在酒仙桥路主干道西侧人行道上。人行道宽度也就是二、三米，为了防止西边围墙震塌，留出了通道，东边只能紧靠马路牙子。那时，国内基本上还没有私家车；北京城里跑的有公交车、大卡车、吉普车及单位的班车等；农村生产队用的主要是各种拖拉机。住在防震棚里，白天还好，夜里则车声不断。没有车时安安静静的，人还能迷糊着；车一来，特别是拖拉机，就好像是排山倒海、从天而降，简直就像要荡平防震棚似的。有时甚至疑心，车是不是能开到头顶上来！就这样睡了醒、醒了睡，根本休息不好，就算余震来了也不过如此！地震的折磨可想而知。我父母家则要好，防震棚搭在远离楼房的院子里，车辆来往离得较远，很安全。我抽空去过几次。那时用的还是蜂窝煤，可以烧开水、做饭。单位领导和邻居们多有照顾，生活还算安定，让人放心了不少。

就连远在七八百公里外的西安也搭起了防震棚，搭在家属院（现在的北区家属院）对面话剧院北院墙外面。不过，可不是防唐山地震的，是因为四川北部松潘地区那时也发生过强烈地震。

幸运的是，唐山后来再未发生过有影响的余震。北京的抗震、防震工作持续了几个月。

我们二〇四队的十多个人，大多数都是在野外工作中磨练过十几年的人，其中还有几位同时还有着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经历。没有一个是娇生惯养的。尽管环境艰苦、条件差，都在响应党的号召，克服困难，全力投入到抗震中去；后来，条件稍稍好转后，又很快完成了××所的工程勘测任务，做到了抗震和生产两不误。甲方对我们很满意。我们没有给“勘测健儿”的称号抹黑（那时，我们都自豪地自称“勘测健儿”）。

后来，我们又完成了位于北京昌平南口（靠近八达岭）的××××部队的工程勘测任务。可能还是因为地震的影响吧，10月末就下了几天大雪，气温骤降。往年这个时候，很少有这么大的雪。那里的地层是大卵石组成的洪积扇。工程是冒着大雪完成的，记得挖了一、二十个探井。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在北京的抗震防震和勘测工作持续了数个月， 11月份回到西安。

我们对唐山大地震时在北京所经历的的日子是刻骨难忘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多年，近几年我又“脑梗”过两次，有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梗”得不完整了。以上所说的事件情节大体上是真实的，但有些细节记不清了，例如，外业工作什么时候开工、完成的，内业（主要是绘图，那时还是手工绘制）什么时候进行的，什么时候重又住到住宅楼，什么时候离开酒仙桥去南口的，记忆都模糊、甚至想不起来了。但有一个时间节点没有忘：毛主席9月9日逝世的文件是在大山子东工地的工棚里听的传达，那是在毛主席逝世过后的两三天。那时还没正式重回住宅楼，主要还是住在防震棚里。

10月6日，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有关文件的传达时间也是其后两三天，地点记不清了；为庆祝粉碎《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所举行的大会和游行我们都有幸参加了，排在四机部直属单位的队伍里，位置很好，对主席台看得比较清楚。相信队友们对这次经历也是难忘的。

                                                                                                                                            （2020年12月18日16:10完成）

报   道

1964年9月21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离开北京坐火车来到西安，要去单位报到了。

去单位报到，应该是很顺利也很简单的事情，我却经历了一波数折。

大约是八月份的一天，我从学校拿到了“报到证”。系办公室的老师强调：“你们是保密单位，必须注意保密。‘报到证’上的三个报到地点不能同时给人看”。我一看分别是：第四机械工业部勘测公司、西安市雁塔路113号、西安市第88号信箱。看后，一种神秘感及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单位是保密单位！没什么说的，从此时起，就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做好保密工作。

行前，我把报到证看了一遍又一遍，分析道：“第四机械工业部勘测公司”——我是地质专业毕业的，当然从事地质工作；勘测公司嘛，勘测工作与地质工作，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具体的等到了单位就知道了。“88号信箱”？以前我几乎还没有听说过单位叫“××号信箱”的，那应该是寄信时用的，报到时还用不到；“雁塔路113号”：哪个城市里街道不是按号排的？既然三个地址只能用一个，那就用“雁塔路113号”好了。“公司”和“信箱”就不用了，免得泄密。

那天下了火车，我就乘坐5路公交车到了和平门。在火车上我已经打听过了，雁塔路北起和平门，南到大雁塔。但门牌号怎么排列的人家也不清楚。我想，就在和平门下车，从那儿查起。到和平门车站下车一看，那边是城墙和城门洞，应该是雁塔路的北头，反方向就是大雁塔的方向了。我的方向感没错。眼前的招牌是“陕西省地震局”，门牌号数小，再往北没有什么单位。看看对面，也不是雁塔路113号，门牌号数也很小。那时，雁塔路上车辆不多，也没什么隔离栏。我往南走了一段，有时就横穿马路看看，弄清楚了：北边门牌号号数小，往南大。一边走一边注意看有没有雁塔路113号，一直都没有。边走边想：113号，一百多号，号数够大的，这得走多远？又想，咱搞地质的还怕走路？行李已托运了，身上只有一个挎包。时间还早，走吧！一路上看到单位名称，有地质局、煤矿设计院、石油仪器厂、有色金属勘探公司、矿业学校、地质学校……，跟地质专业相近的还不少，感觉很亲切。最后走到南头，都到了大雁塔了。那时大雁塔被土坯围墙围着，再向南是庄稼地了：没有路了，没单位了。最大的门牌号才四十几号。是不是把113号看漏了？往回走走看吧。心想这次得仔细点。

   往回走时，我想，保密单位应该站岗吧，见站岗的就仔细看，有的还要问问。见有个单位门口有站岗的，还没有挂牌子。可一问，回答不是113号（后来才知道是陕西省委）。走到北头，到了护城河了，还是没查到113号。

     走第二趟吧。我想，会不会写报到证的人把号码写错了（那时都是手写的）？于是，凡是尾数3的就格外注意。可再怎么注意也抠不出113号来！又到大雁塔了。在大雁塔围墙南门问了问，还是问不出来。

    无奈，只能往回走第二次。还是没有。有两次真想向那个单位的传达室问问“第四机械工业部勘测公司”在哪儿？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我知道，第×机械工业部的单位的确都是保密单位，明知道如此还要问，不是泄密吗？

    第二趟也走完了，都走了三小时了，还是没有结果（后来我在地图上量过，雁塔路从护城河到大雁塔约3.5公里，来回两趟就是14公里）。那个年代，电话很少；再说也不知道电话号码啊。我无计可施，简直要急疯了！

    接下来该是第三趟了。这样走下去，要到什么时候？口干舌燥、身上冒汗、腿也累了，头一天坐火车又是一天一夜的硬座，真不想再走了。要不然就先找个旅馆住下，明天再找？想着想着，走到了李家村，发现右手边挂着“李家村邮电局”的牌子。那时，这邮电局还是一排平房，周围用竹片编的栅栏围着；（现今这里是铁一局的高层住宅楼）。我暗想，向邮局打听雁塔路113号不算泄密吧？犹豫了一下，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问一位工作人员“雁塔路113号”在哪儿？那人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事？”“我是来报到的，找不到单位了”，“把报到证给我”。我暗想，警惕性都够高的。有门！我赶快递过报到证。那人看了看，大概“审查”算通过了。接着对我说，你这么走——出了门，左拐，沿这条叫雁塔路的大路向前走，走到李家村商场，过马路，见一条东西向的路，再向前走，路北有个大门，就是雁塔路113号了。

   我按照他的指引走去，很快就见到一个铁栅栏大门。大门两边没有围墙，直接看到有窗户的三层灰色住宅楼。这是单位吗？噢，保密单位嘛，就是要让外人看不出来。我横穿过不宽的马路（后来知道叫“建东街”），把这大门上上下下看了个遍，没有见到113号的门牌，难道又找错了？又向东走了走、看了看，前面是一条路，路东是平房，不是单位了。我又折返回来，看到那个大门口有几个人，像是吃完晚饭消食散步的。人家都吃晚饭了！又在大门口周围看了看，仍然未见门牌号。这时，听到有人小声说，这人一直在这儿晃悠呢，真可疑！是呀，我在雁塔路上已经折腾了几个钟头儿了，灰头土脸的，是让人生疑。得抓紧时间了，不然该闹误会了。我就单刀直入，问一个人，“这是不是雁塔路113号”，“干嘛”？“我是来单位报到的”。这时马上有人喊：“苗科长，有人来报到了”！苗科长正在大门里，见到我说：“是报到的吗？欢迎欢迎”！我赶紧递过报到证。苗（世民）科长看了看报到证，满面笑容看了看我，把我引到办公室，安排我吃了晚饭，又安排了休息的地方，约我第二天再来报到。这一下，我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暗自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李家村邮电局，说不定我还要怎么折腾呢。

     第二天，我顺利地办完了报到手续。从那天起，我就是第四机械工业部勘测公司的正式职工了。事情到此就算告一段落了。但有几个问题还是要交代一下：

    一、雁塔路113号。雁塔路上最大的门牌号是四十多号，怎么会有113号？实际上咱们单位是在建东街。以前这条路可能没有街道名，是雁塔路的支路，不知怎么就编了个113号。我们很少用113号；有些老同志也并不知道有113号。

    二、作为保密工作的一部分，防止单位名称泄密很重要。那时我们对外多使用“西安市88号信箱”这个名称。现在某些场合下仍在使用这个名称。

    三、“第四机械工业部勘测公司”这个名称是1963年才启用的，在某些场合下是避免使用的。后来几次改了名：电子工业部勘测公司、电子工业部综合勘察院、机械电子工业部综合勘察院、信息产业部电子综合勘察研究院等。随着形势变化，原来意义上的保密已不再适用。不过，简称“四机部勘测公司”，简称“四机勘”却一直保留下来了，现在业界也还在这样习惯地称呼我们。

    四、咱们单位是保密单位，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决定的，是历史形成的。作为保密单位的职工理应树立保密意识，严格做好保密工作。报到时经历的波折，使我刚参加工作就经受考验，也使我受到深刻的、实际的保密教育，终生难忘。能够在保密单位工作并经受过考验，是国家的需要，始终让我有一种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