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我们在工地住的地方多种多样，有建设单位搭的土干打垒房、砖干打垒房、芦席工棚、油毛毡工棚、石棉瓦工棚，有猪圈及牛棚，有帆布帐篷。这些地方多数都是新建场区，原来是荒郊野外；有时住在向当地农民租的空闲房。年初出工时，被褥、衣物和生活用品等都用一张大帆布捆成一个大行李卷，再带上一两个或几个箱子。东西靠火车托运，或用卡车运。偶尔，在小市镇附近，还能住上闲置的空房，甚至旅社。不过从来没有碰到过“星级”的。也能住上正规的单位招待所，级别有时很高的，甚至到过“级”。

不同专业队，状况不同。地质队与测量队一般工程规模小、人员少、周期短，大体上都是上面说的这样；水文队大多都是住帐篷，工程规模大、人员多、周期长，有时一个工程周期几个月，甚至一年。好像也有两、三年的。至于吃饭，水文队大多数自己开伙，有时还要三班倒。地质队和测量队则入乡随俗，多种多样，有搭伙的，也有自己开伙的。

介绍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吧。

（1）1965年盛夏，7～8月间，四川省富顺县一条山沟里。工程刚开始建设，甲方建了几座工棚，是芦席还是油毛毡的我记不清了。甲方、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和我们勘测公司的人都住在工棚里。当然，各个单位还是分开的。

富顺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夏季气候潮湿闷热。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正赶上八一建军节，是三伏天。我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主要任务是见习工作，参加劳动。工地空旷，还没有三通一平，树木很少，只有一些灌木丛和茅草，还有一片放干了水的稻田。房子外边头顶烈日，骄阳似火，就连茅草都有一股烧焦的味道。用手一摸头上的草帽，滚烫,都快烧着了！我不时地把它拿在手里摇着当扇子用，算是一举两得，脖子上再搭一条擦汗的汗巾；躲到工棚里，倒是没太阳了，空气却像是凝固了，没有一丝儿风。身体里的热量散不出去，分不清是外边热还是里边热。浑身都是汗，不是晒的就是闷的。这时候真希望有点儿风刮来。

按规定，只要是工作时间，都要求全身穿工作服，脚蹬劳保鞋（翻毛硬头），头戴安全帽（那时还是柳条帽），手上戴手套，主要为确保钻探时的安全生产，避免刮碰钻具受伤，夏天也不例外。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些规定。反正我曾见过穿着一双拖鞋来打钻的。如果是那个时候碰见，肯定给你骂回去了！

这个工程中，我们挖了几个探井，也是这样要求的。一开始，工作服里边还穿着背心，后来觉得始终湿漉漉的，很不舒服，干脆去掉，光身子穿工作服。挖井时，每个探井旁边都插上一把帆布遮阳伞。有伞遮着，就没有烈日直晒了，感觉比工棚里边还强。不过，工作服穿在身上一直是湿乎乎的，没有干过。就算吃午饭时搭在绳子上狠晒着，也没奏效：等到下午穿到身上，仍然是潮乎乎的。

到了晚上，还是没有风。想坐着歇会儿，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蚊子，还越来越多，拿扇子赶都赶不走。外边呆不成了。得进工棚、钻进蚊帐了。

我们用的是木板床。我住的上铺。铺盖很简单：下面铺的草席，上边盖一条床单，放个枕头（就是把两件衣服塞到枕套里），一把大蒲扇，一条擦汗的毛巾。上面挂着一顶蚊帐。南方的蚊子可谓所向无敌。你敢不挂蚊帐，就得天天唱“今夜无眠”；蚊帐要仔细用席子边儿塞好、掖好，否则，哪怕是放进一只蚊子来，也会撩拨得你大动干戈的。不要说叮咬，单说那讨厌的“嗡”、“嗡”声，就会惹得你心烦意乱。我们房间只是住宿用的，不兼做办公，没有放汽灯，只有煤油灯。我借着油灯亮儿看了看，帐子里没有蚊子，可以躺下了。再一看，油灯还亮着，还没吹灯呢，只好撩开蚊帐，吹灭了灯，摸黑再掖好。没想到，这一折腾，还是有蚊子乘虚而入，还放肆地绕着我的脑袋嗡嗡起来；想拍死它，又找不到。只好再起来，点上灯，钻进蚊帐，搧起蒲扇、抡起床单，一通折腾，才把蚊子拍死。弄得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很长时间都静不下来。把蚊帐里边巡视一番，确认没事了——再吹灯！我忽然想起，我有手电筒啊，傻不傻呀！对，应该先吹灯，再钻进蚊帐，用手电筒照着整理蚊帐。这不就不用再折腾了么。

我躺下来松了口气，刚有点儿迷糊，就觉得胳臂痒痒，手电一照：我这胳臂贴在蚊帐里边，有个蚊子却叮在蚊帐外边、透过窟窿眼儿叮到皮肤上，真是“无孔不入”。以前只在北方呆过，哪儿碰见过这种事儿？问老同志：西安也不这样，最多点上蚊香蚊子就熏跑了。这儿可倒好，胳臂还得躲着蚊帐。浑身到处是包，又红又肿又痒，有的地方还挠破了。由于汗流不断，只好在地上放一脸盆水泡上毛巾，过一会儿就捞起来在身上擦擦，弄得到处都是痱子，好几天都睡不好觉。

与那种嗡嗡得令人生厌的蚊子不同，这儿有一种叫“小咬”的小黑蚊子，专门悄无声息地叮咬你，等你发现了，它却跑了；你钻到蚊帐里，它还能从蚊帐的小窟窿眼儿里钻进去，让你防不胜防。有一次，我干脆不动它，跟他较劲，看着它叮在胳臂上，从一个小黑点儿开始，不停地吸血，越变越大，成了透明的小红气球一样，越来越痒痒。最后，它连飞跑的劲儿都没有了，“啪”！拍成了一堆血！

这就是南方。不过，南方地方大了。四川是这样，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后来我都到过，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北方好多了。反正搞野外工作的，都免不了。时间长了，经过磨练了，慢慢就麻木了，好像也有“免疫力”了。现在空调普遍了，室内环境慢慢好了。但你不能成天背着空调、电扇到处跑哇。既然是立志从事野外工作，就不能怕吃苦。这种思想准备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2）1966年夏初，贵州省都匀市郊外一个叫“花椒地”的布依族聚居区。我们队借住在老乡的几间民房里。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外观乍一看是一幢比较高的木屋；走近才发现一层光线比较昏暗，还传来“哼”、“哼”声：原来是猪圈，四周有几根粗大的木柱，没有围墙。沿着屋外木楼梯登上二层，那是房东放杂物的的屋子，与南方常见的木屋没什么大的差别。我们在屋内放了几张帆布的折叠行军床，又放了几张铁皮的活动办公桌和椅子，还有绘图板、绘图用具、资料及办公用品等。那时，工地还没有三通一平，没有电灯，照明用的是两盏汽灯和几盏煤油灯。这里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住的是我们几个技术人员；其他人住在别的房间里，每间屋里都有煤油灯。开会或集体活动时，都在我们这间屋子里。

虽然底层是猪圈，猪粪的味道都弥漫到我们的房子里边去了，开始时闻着不舒服，但很快就习惯了。其实，我们到过的地方那么多，什么情况都有，住的房子紧挨粪坑旁边的也有，又不盖盖子，味道比这儿还冲，这并不稀奇。我们都是常年搞野外工作的，不在乎那些，没那么娇气。

早就听说过，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此话虽然不无夸张，但连阴雨比较多，带来好多烦心事，却是事实。工地地形起伏大，沟沟坎坎的，没有公路，只有羊肠小道，地层属“红黏土”，又黏又滑。走在上面，稍不注意“呲溜”就是个跟头，有时连着摔几次。那时年轻,成天晒太阳，肯定不缺钙、没得骨质疏松病，说不定钙一过剩就长成骨刺呢。骨头禁摔着哪。不过，免不了浑身都是泥巴；加上这个工程以挖探井为主，井壁上到处湿漉漉的，上下探井时更是浑身蹭满了泥巴。那时的工作服都是“劳动布”的，一泡水又厚又硬，还不容易干，所以不能经常洗，脏就脏点儿吧。由于气候潮湿，被褥也总是潮乎乎的，又很少能晒到太阳，被窝里钻进去又凉又潮。过一段时间，很多人膝盖、肘部、关节甚至手指头都肿大、疼痛，很难医好，甚至落下病根。我们这些北方人算是领教了南方气候的厉害了。

后来，又听说这个地方解放前闹过土匪；还听说那个房东好像还干过几天，不过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这叫什么事嘛！人都住了几天了，才告诉我们。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可不能掉以轻心。不过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住吧。好在我们一个屋里都住了几个人；周围还有几间房子哪，都住的自己人，不至于有什么事吧？！最后，有惊无险，总算平平安安地过去了。

（3）1976年1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区以北20多公里黄壁庄村。

那年的春节是1月31日。元旦过后，再过几天就该过年了。突然传来噩耗：敬爱的周总理1月8日逝世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了。老人家是被活活累死、气死的！谁都知道，这是那个老妖婆和她的那帮狐群狗党干的“好事”。亿万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恰在这时，接到部里下达的任务：立即派人去石家庄完成黄壁庄卫星通信地面站的勘察任务。公司领导将任务交给了我们二〇四队。据已有资料，工程场地地层上部土层很薄，下面的基岩是主要的需要查清和评价的地层。卫星地面站详细勘察以前基本上没有接触过，需要的钻探设备和技术等也都是近两年来较少遇到的。现场刚刚开始筹建。南面的村子里有几十户人家。甲方筹建处的几个人已经住在那里，吃住条件很差。总之，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预计都会存在很多困难。大家都很清楚，确确实实是时间紧、任务重。继承周总理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落实在行动中，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到了。要切切实实地学习周总理的优秀品质和人格力量，完成这次勘察任务。很快，我们全队完成了出工准备，奔赴工地。

我们队十几个人，住在黄壁庄村村民（那时还叫社员）腾出的空房里。

河北大平原的冬天，一望无际，庄稼已收完，树木多是孤零零的，风一吹没遮没挡的。记得是1月14日进了工地。掐指一算，已是“三九”的第六天，“小寒”刚过“大寒”到。俗话说，“三九四九冰上走”，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了。北方农村的家里习惯烧炕，那时主要是烧柴。可社员生活本来就困难，冬天不住人的炕几乎多年都停烧了，哪儿有什么热气儿。炕洞、烟道往往不通畅。原想买几个炉子，烧煤和烧柴却很难买到，何况都到了年底了：烧煤是计划供应，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办“手续”，谈何容易？离石家庄、正定、灵寿县都几十公里哪；烧柴，早让社员们捡光了。就连我们十几个人做饭开伙用的煤和柴还都得节省着用呢。部里下达的任务，要求提交勘察报告日期很紧急：外业要求年前完成、初步结论报领导，正式报告年后报。为此，居住、取暖条件只能因陋就简了。那时正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态度来对待困难，是最常用的办法。这次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分别住到几个房间里，一间两个人。甲方的人事前把铺的、盖的都放好了。我和赵景义一个屋，进屋一看，炕上铺了一张大炕席，一人一条军用毛毯、一条被子，一个枕头。手一摸，炕冰凉，没烧火。晚上要就寝了，炕上地方倒是不小。两人一商量就分头行动了：把皮大衣扣子一扣，做成一条“圆筒状”，真像一条“睡袋”——“羊皮睡袋”，再把两条袖子互相一捅，领子一窝、裹严，有扣子的那一面朝下，放到铺好的毛毯上。一看被子，不厚。该睡觉了，里外衣服都没敢脱，都留着吧，剩点儿热气儿都别浪费了。从大衣下摆处往“睡袋”里一钻，感觉还不错。最后，把皮帽子往头上一扣。还是人家老赵有先见之明，来之前找了个玻璃盐水瓶，灌上热水，塞到脚底下：“美的很”！“想气我是不是，明天我也去找一个瓶子”。忽然，我想起我不是还有棉手套吗？那双棉手套大拇指是独立的，其它四指连为一体。这不正好吗？于是，“棉手套”当成“棉脚套”，穿到脚上，只可惜短了点儿。这下子，脚暖些了。可是，时间一长，渐渐的，觉得全身被“睡袋”紧紧箍住，动弹不得，想活动活动、变个姿势都费劲，下面又是凉炕，老是睡不着。老赵也没睡着。干脆不睡了，聊天。一会儿，又想撒尿了，还得爬起来……。后来就是似睡非睡的……。反正啊，越睡越冷，“五更寒”嘛！究竟睡没睡着，我自己也说不清了。

第二天互相一问，只有两间屋子炕烧热了，其他都没睡好，情况都差不多。幸亏每人都有一件皮大衣，不然会更难受。我又说了“棉脚套”还有点用。张英武和杨振堂同屋，老杨说：老张冻得睡不着，半夜爬起来跑步取暖。当兵的么，长跑是强项！张说，你还别说，这一跑不冷了，都学一学我这先进经验吧。看来明天还得继续跑，组织个“长跑队”。

我们单位有一、二百位复转军人，都参加过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次来的除了杨振堂和张英武，还有万长安和曹志明等。那是1962年10～11月，在青藏高原南部边防线上。老杨说，我们那个部队七天七夜没休息，行军、打仗、上前线，天气真冷。膝盖落下了病根。有的单位的战友因为连冻带饿、因为生病而牺牲了。十一月，青藏高原，世界屋脊，真正是爬冰卧雪呀。不要说还要打仗，光是在这儿呆上几天几夜，就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了。

本来，我心里有满腹牢骚想发泄的，怪甲方对我们太不仗义，至少也应该多给我们准备几床被子，厚点的被子嘛。但听到老杨他们的经历，我们当前的困难与他们那时的困难没有办法相比呀：不就是睡几天凉炕吗。我哪里还好意思再计较什么了。

就是这样，晚上睡凉炕，白天在工地顶风冒雪照样干活。我们战胜了河北大地上“三九”、“四九”的严寒，终于完成了工程任务。

                                                                                                                                                                                            （2021年6月10日）